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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曼菱:這個民族的中醫
發布時間:2019-03-02    查看次數:39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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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按:昆明籍知名作家張曼菱近日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她的一篇近作《這個民族的中醫》,其中提到贈送云南白藥產品給臺灣友人,也愿意通過云南白藥官網官微轉載分享——感謝曼菱女士對白藥的信任和厚愛。

      當今,科技發展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助力醫學事業日新月異,AI、CRISPER、CAR-T等新技術、新發現、新療法層出不窮,人類由此進入了精準醫學的新時代。盡管如此,卻并不代表傳統醫學如中醫就陳舊落伍,只是我們尚不具備更為深入探索其奧秘的知識和能力。歲月流逝,傳承下來的好東西,需要人們用新的視野和知識來認真審視發掘,而不能妄自菲薄,棄之如破履。

      隨著科學技術及人類認知的不斷進步,一方面,對醫學的了解會更加深入,同時未知的邊界也會隨之不斷拓展擴大。保持謙恭的態度,探索永無止境,永遠不能自滿。

      醫學的真正價值并不存在中西之分,真真切切地幫助患者解決疾病和痛苦才是醫學追求的永恒目標。云南白藥的創新發展也恰恰正是遵循了這條規律,正所謂“創新不泥古,傳承不離宗”。


      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,中醫藥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之一,其存續二千余年,難免精華和糟粕并存,而其堅韌的生命力也說明中醫藥精華之強大。

      對中醫的研究還會深入下去,畢竟,這是一種已存續很長時間的生活實踐和文化現象,繼續影響很多的人。



      本文刊載于2月28日的《光明日報》,作者為知名作家、導演張曼菱。她在文中回憶了自己與中醫的“瓜葛”,談及了對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認識與思考,讀來既生動有趣,又引人深思。


妙手回春


      我們每個人都與中醫有“瓜葛”。
      眼下的“90后”“00后”,顯然很在乎那些情人節、圣誕節,但他們也不會忘記板藍根。但凡幼時“上火”,或是如今喜歡吃燒烤,長輩總會令他們吃幾片板藍根化解,以免嗓子發炎,釀成病癥。而往上數幾代人,大都有被中醫救治的經歷。
      我是感恩中醫的,中醫曾救活弱小無助的我。我和家人都不知道那位郎中的姓名,但那一塊“妙手回春”的匾額,今生是掛在我的心里了。
      我父母自由戀愛結合,喜得愛女,然不到一歲,嬰兒患上急癥,民間叫“抽風”。小人兒痛苦抽搐,口吐白沫,十分危重。父母都是“新派”人物,立即抱著我送往法國人在昆明開辦的甘美醫院。后來我看史料,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是“非到疑難重癥時,才進這家醫院不可”的,因為它收費高昂,床位不易得。而瀕臨死亡的我,卻被甘美醫院宣判“無望”,放棄救治。
      父親請匠人來家,為我量身定做小棺材,以盡對這個小生命最后的愛。
      家里“叮咣”響著木匠作業的聲音,里屋躺著奄奄一息的我。忽然門外傳來搖鈴聲:“誰家小兒驚風,我有祖傳秘方……”這一刻,恰似《紅樓夢》。奶奶急奔出門,攔住了那個游方郎中。如果不是到了無門可投的地步,我父母是不會讓一個路人來醫治愛女的。游走四方的“草醫”,是連門診鋪面也沒有的,正如此次在武漢參與抗疫的“游醫”。
      我曾多少次想象當時的情形:一個衣著潦倒、面目滄桑的江湖郎中走到翠湖邊的黃公東街富滇銀行宿舍,一幢氣派的法式洋樓前,挺有底氣地“喊了一嗓子”,而后拘謹地走進我家,到小床前看這垂危嬰兒,從行囊中取出四粒黑色的大藥丸,吩咐每粒分成四份,以溫開水服下。
      奶奶喂我,父母任之,不存希望。撬開小嘴,第一份咽下,我停止了抽搐。母親說,當時還以為“完了”,仔細一看,是寧靜了。按時辰,將第二份服下,我睜開了眼睛,骨碌骨碌四處看。四粒藥丸沒有吃完,我已經能辨認親人了。父親拎起小棺材出門,送到一家醫院的兒科,捐了。
在那個年代,凡是有點知識和家底的人,都以去西醫醫院為上策。而我,用命試出了中醫的真偽。
      “五四”以來,中國社會存在著某些偏激,在對待自己傳統醫學的態度上表現得尤為突出。我們視為至尊的幾位先驅,胡適、魯迅,都排斥中醫。究其原因,有因個人的經歷而懷有厭恨的,也有因改革“舊文化”的意愿太迫切所致。中醫顯然是被誤傷了。
      不知何時,游方的郎中沒有了,“祖傳秘方”變成笑料。在現代史上,中醫身影飄零。在教科書里,大概只有《扁鵲見蔡桓公》與中醫有關,但人們的關注點多在“為政”,而非“醫理”。
      當屠呦呦女士以青蒿素拯救非洲,榮獲諾獎,中醫中藥才在世界上喊響了“這一嗓子”。可惜,在醫學界不見太大的反響。屠呦呦說,祖國醫學里還有許多珍寶值得后人發掘。
      我插隊的德宏,是歷史上有名的“瘴疫之地”。《三國演義》諸葛亮“七擒孟獲”就吃過“瘴癘之氣”的大虧。唐代天寶年間征討云南,白居易在《新豐折臂翁》里反復提起的也是瘟疫:“聞道云南有瀘水,椒花落時瘴煙起。大軍徒涉水如湯,未過十人二三死。”“不然當時瀘水頭,身死魂孤骨不收。應作云南望鄉鬼,萬人冢上哭呦呦。”對瘟疫的恐懼,使當年這位壯丁自折其臂。直到從金雞納樹上提取汁液制成奎寧,對瘧疾才有了控制。我這個知青曾是寨子的“抗瘧員”,每天收工后把藥片送到傣家飯桌上。
      在那首《祝酒歌》還沒有唱響全國時,我參加下鄉醫療隊到滇南石屏縣,趁機學習中醫,不辭做最辛苦的事情:上山采藥,回來晾曬、焙治,管理藥房。我對“脈象”把握精準,得到隊里中醫的賞識。“洪脈”“滑脈”“弦脈”都與文學的意象相通,所以學中醫是必須學好中文的。“把脈”是中醫非常要害的一手,有些病人是說不準病情的。我把脈時還發現了兩位孕婦,農村婦女羞于說出實情,若不調整處方很容易導致流產。
      四氣五味,八綱辨證,中醫原理與中國人日常說的一些成語是溝通的,如“陰盛陽衰”“此消彼長”“月滿則虧”“否極泰來”“禍福相依”……在中醫和道家的觀念里,人從來不會高過自然,人要配合、服從自然。例如四季的飲食與作息,春天發動,冬天收藏,講的是氣,也是萬物的規律。這些思想不斷深化,影響著我的人生。
      假如不是高考恢復,我的出路可能就是中醫。


伴同生死


      2000年春,我到京采訪李政道先生。我帶去一盒云南的天麻、三七藥材。有人告誡我:“人家留洋多年的學者,不會要你這帶土的也沒有消毒的東西。”而李的同窗沈克琦先生卻說:“李先生信這個。他這次來,就是特意到北京中醫醫院去看病的。”果然,李政道很高興地收下了。

      2015年春,我到臺灣世新大學參加學術交流會。我將一批云南白藥產品分送給臺北的西南聯大學長。抗戰時期,云南白藥支援前線,深受將士們的喜愛,也在這批“高知”的心目中留下了神奇的印象。

      我到“金三角”探望遠征軍眷村時,看到東南亞人民和華人依然崇奉著中醫,將來自中國的中成藥視為至寶。在泰國最有名的大學里,開設有中醫課程。

      然而在我們這里,中醫院校與一般高等院校相比,總有種入“另冊”的感覺。云南是中草藥王國,我曾到云南中醫學院講學,院長告訴我,他們招收的多為貧苦學生、農民子弟,且多數是女生。

      中醫頑強地生存著,“清貧”是它的特征,也是它與人民不可斷的紐帶。其實,無論什么社會階層,中國人早將中藥視為家常必備之物。誰家抽屜里不會收著幾盒廉價的中成藥呢,藿香正氣丸、通宣理肺丸,更有速效救心丸,可謂功德無量。因為樸素,因為可靠,反而被輕視,這很像是一個不成熟的孩子對待親人的態度。多年來,我們不就是這樣對待中醫的嗎?

      在城市中,似乎有一種“勢利”的思維,仿佛只有底層百姓才會去看中醫吃中藥,中醫退縮到偏僻的角落里,艱難地生存。其實,許多患者在接到西醫的無情宣判后,總會返回民間,到陋巷和山里去尋求中醫的救治。而中醫,從來沒有因無望的診斷而拋棄病人——即使是最不可能有收效的病人,中醫也會讓他服用調理與安慰的藥劑,以示“不放棄”。從這一點來看,中醫“懸壺濟世”的信仰是高于西醫的,因為它是因人創立、為人所用的醫學,可陪伴人的生死。

      中醫與這個民族是同生共死的。在那些著名中醫的傳記里,總有這樣的故事:當無名瘟疫暴發,中醫臨危受命——這個“受命”,不一定來自皇帝或是官家,更多的是他們內心的召喚。他們挑起藥擔,帶著弟子,深入疫區。在那些村鎮,他們立灶架鍋,熬藥施救。民眾們端碗喝藥,醫者觀其效果,不斷改進配方,由此留下很多因時因地配制的不同藥方。所謂“逆行”,是中醫的世代擔當。救人救疫,豈論成敗功過,只謂問心無愧。

      自“神農嘗百草”到我們那些歷歷可數的家珍——《傷寒論》《黃帝內經》《本草綱目》等,中醫歷千年護佑著這個民族。世界上,瘟疫與逃亡留下了一座座曾經高度發達的城市,漸漸被荒漠湮沒,而華夏大地上卻沒有因為瘟疫而被廢棄的地方。

      西醫對病癥講究精準的學理分析,沒有勝算不會出手,它是一門科技,能夠發出“科學的判斷”。也正是這一點讓現代人質疑中醫。和西醫的造影、化驗、超聲波等診斷手段相比,中醫只有“望聞問切”和一套近乎玄乎的說法。這是中醫的“短板”,“得手”與“失手”都拿不出“人體數據”。而依靠個案經驗的累積很難得到廣義上的認可,因而發展很慢。

      至于“庸醫”,其實每個行當中都有優劣之分,但西醫因為有診斷的科技憑證,“誤判”往往能夠得到開脫,而世人對中醫則“人死必究”,故“劣跡”斑斑。


“疫”火重生
      去年,我通覽一本《近代中西醫的博弈——中醫抗菌史》(中華書局出版,臺灣學者皮國立著),主軸寫民國以來的疾病與醫療史,中醫與西醫在細菌學上的不同醫理和對抗,可謂艱澀探索。其視角是中西醫的“對決”,作者對中醫懷有危機感,甚為悲觀:
      在中西醫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,近代中醫同西醫在熱病治療學的較量上,完全沒有屈居下風,值得讀者省思。若是連“喊戰”“抗戰”都沒有資格,日子久了,特色暗淡了,那么中醫“生命”也將走向盡頭。史事可鑒,研究中醫者能不警醒乎?
      我想,隔著海峽,皮國立先生一定也在關注大陸的抗疫之戰。他會驚訝并欣喜地看見,在中國大陸這塊母土上,所謂“沒有硝煙的戰役”,再也不是中醫和西醫的“對決”,而是二者攜手同戰病毒——醫生們沒有執著于學理上的分辨,沒有門戶的私心,完全從救人的實效出發,互相印證,各得其所,各出妙招,共同制定方案。
      引用武漢抗疫前線一位西醫的話:“中西醫結合,效果非常明顯,也得到了國家層面的高度認可。中醫在這次戰‘疫’中表現耀眼,有目共睹。”
      就在前幾日,世界衛生組織在新聞發布會中談到:“80%的新冠肺炎患者是輕度癥狀,能夠自愈或治愈,并不會發展為重癥。”輕癥患者的“自愈”和“治愈”,實際上就是中醫所說的“排毒”過程。如果沒有中醫的介入,“自愈”對于很多基礎體質不好的人,是很難實現的——病毒損壞了人的生理機能,生命非常脆弱。中西醫護工作者以人為本,聯合對抗疫情,才構成了“自愈”的安全軌道。沒有中醫,輕癥患者的占比恐怕不會是80%。
      背靠民族的根基之學,中醫正在成為開放的醫學,吸納西醫的諸多手段,補充自己的“短板”,尤其是診斷標準。而西醫也樂于“就地取材”,與中醫握手言歡,正在成為“中國式的西醫”。疫情中的醫者,也是仁者與智者,正在創造人類醫學史上的奇觀。
      近年來,中醫課程進入了小學課堂——作為中華民族“大人文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,中醫沒有理由不進入。我想,這并非讓孩子背“湯頭”,而是要讓他們懂得“天人合一”的養生之道,多讀一些歷史上中醫治病救人的故事,懂得醫德、仁愛,讓他們學習中國傳統道家的哲學,如《道德經》,因為它和中醫是一體的。學中醫,就是要了解我們這個民族的祖先是如何看待世界、看待自己、看待未來的。不僅是小學生,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懂得“天人合一”“萬物漸進”的道理,懂得“無為而治”會使身體和社會都安靜下來,少一些破壞性的騷擾。
      “正氣存內,邪不可干”,這句話本是中醫的醫理,也可成為疫情中的我們自強不息、正氣凜然的座右銘。
      闖過這次大疫后,我們更應該為子孫萬代栽培好中醫這棵庇蔭大樹,留下防護堤,中醫不能再疲軟下去了。都想一想,為中醫的發展還能做些什么吧。


來源丨《光明日報》 2020年2月28日 15版

編輯 | 李芮

審核 | 厲秀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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